新中国成立后，陶勇继续在军中担任起了很多重要的职务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陶勇担任海军副司令和南京军区的副司令。在他的领导下，海军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，深受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认可。
然而，原本一切如常的话，陶勇在将来一定能够为国家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。但谁都没想到，意外来得太快了。
年1月21日上午，廖政国和两名记者来到了陶勇的办公室，陶勇见到记者后，真诚地对他们说：“有一些运动中的问题，我希望能够通过你们向中央反映，希望中央在得知情况后能够做出进一步反应。”
记者回答道：“请您具体说一说。”
陶勇将自己在运动中看到的问题毫不隐瞒地说了出来，他说：
“第一，东海舰队是战备部队，中央明文规定不得开展‘四大’，但有些单位不顾中央规定，硬要开展‘四大’。举例来说吧，舰队的训练团按其性质来说，不属于搞‘四大’的单位。可是，那里的一些学员和干部，受到海军各院校南下‘造反派’的煽动，执意要搞‘四大’。虽然我们多次解释、说服，他们依然顽固坚持。类似这种情况，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。第二，‘四清’运动的成果要巩固。近来在上海不少工厂、农村基层单位的‘造反’组织，不断到部队揪斗参加‘四清’的工作队队长、组长，甚至队员。这是对革命军人人格的侮辱。参加‘四清’工作的干部，执行的是舰队党委的决定，他们没有责任。希望中央早日作出不准揪斗的进一步规定。”
记者在做好记录后，便向陶勇告辞，随后，陶勇便和老战友廖政国继续聊了起来。
中午12时40分左右，陶勇手拿皮包向招待所走去，跟以前一样，陶勇午后经常在这里休息。然而，这一天，陶勇躺了一会儿后，便感觉头皮不舒服，他便起身找理发师给自己理发。
下午2时许，陶勇到了一旁的花园里去散步，并交代招待所所长去找理发师给自己理发。过了一会儿后，招待所所长跟理发师一起来到花园，但却怎么也看不到陶勇。
这时，所长走到一口井面前，朝里面望了望，突然绝望大喊：“有人跳井了。”
所长的声音吸引了不少人过来，这口井不深，井口也只能容纳一人进出，众人往下一看，里面的人低着头，只能看到一顶军帽漂在水面上。这时，一位士兵俯下身体用力一拉，井里的人才露出脸来，人们一看，居然是陶勇。
所长见状，立刻跑去打电话叫医生。然而，医生赶到后，先将陶勇合力抬进了招待所的一间房间里展开急救。
医生在抢救的时候发现，陶勇身上的棉背心还没有完全湿透，他衣服口袋里的一份文件也只是边上有点湿，可见，他落井的时间不长。但是，既然如此，为何所有的抢救手段都对他不起作用，他失去意识后再也没有能清醒过来。
不久后，陶勇被海军政委李作鹏以“叛徒陶勇，畏罪自杀”作了了结。
陶勇的事情传出后，党内许多人都不信，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“陶勇自杀”后，愤怒质问时任东海舰队的副司令饶守坤说：“老饶，你说说，你跟陶勇一起共事这么多年，他有什么罪？”
饶守坤回答说：“是啊，他有什么罪呢？”
许世友一听更加火冒三丈起来，他怒骂道：“屁话，陶勇有什么罪？等老子查清楚是谁杀了他，我非得一枪崩了他。”
陶勇去世后，朱岚和孩子们的日子也过得更加艰难起来。但生活的磨难并没能打倒朱岚，她坚强地四处奔走，发誓要替丈夫讨个公道。朱岚四处为陶勇申诉，写的材料都送不到党中央去。很多同志劝她先离开上海避一避，许世友甚至专门派了车来接她，但朱岚却表示：“我一定要把他的问题搞明白。”
不幸的是，朱岚还没有搞清楚丈夫的事，她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在她留给孩子们的信中，她依然坚信自己和陶勇是清白的：
“一定要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。你们要相信妈妈决不是反革命、特务，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。你们要互相爱护，互相帮助，共同前进……”
遗憾的是，陶勇夫妇的案情，直到现在也没能查清楚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