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演叶大鹰去郭柯宇家吃饭，他看到郭柯宇在家里头忙前忙后，照顾孩子，叶大鹰问她，「你还演不演戏了？」郭柯宇说，「你看我这样，我怎么演？」叶大鹰想了想，说，「你还是应该找回自己。」
文｜林秋铭
编辑｜姚璐
摄影｜吴明（除署名外）妆发｜王奕忱（ONTIME）造型｜THEXIStudio服装鸣谢｜
一种独特的节拍
「就剩我和他了/许多人中途离场/许多羊抵达了黄昏的草场
而风也静下去了/我的裙角仿佛兜起了愁苦
低垂，慌张/不，一些事情我一定要问清楚
你看，就剩我和他了」
车子在新疆漫长的公路上行驶。郭柯宇从沙发上弹起来，冲旁边的朱雅琼说，「我给你读一首诗啊，特别逗，」她握着电子书，「你听」，接着念起余秀华的诗《面对面》。
在《再见爱人》剧组，她每天睡得很少，夜晚的吐鲁番盆地又干又冷，冻得她脑仁疼。严酷的环境把每个人的外壳一层层剥开，裸露出各自真实的面貌。但郭柯宇没有钝化她的感知。
她管月亮叫「月亮婆婆」，「那里的能见度太好了，你会觉得好像月亮婆婆在听你诉说一些什么似的，她什么都知道」。写给节目的歌里，她把月亮比作一个「慈爱的哈密瓜」，歌里她还写，「照亮我们赤裸的盛装」。郭柯宇说，「你看我们即使裹的是大妈们的头巾，但人可以赤裸坦诚相见，其实是最华贵的。」
年，这档以离婚为主题的真人秀节目里，郭柯宇以一个极为朴素的形象出现，头上裹着暗红色的围巾，嘴巴干燥得起了皮，对镜头细声细语地做着内心剖白，毫不隐瞒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勇敢与局限。她的表达真诚、细腻，像一根敏锐的探针，扫视着生活的边角，再精准地将之呈现。
你很难把她归于某一种类型。但又感到欣喜，一个丰富而难以被定义的女性，已经很少在公共场域被看到了。而这竟然是一档真人秀节目。这档节目辐射的范围完全超出了家长里短，这样特别的女性样本让人惊喜。
「你要是跟她说什么，她就会仔细听，讲一小时，两小时，她都能在那儿一直听。」好友进进甚至记得，郭柯宇的瞳仁有些不同，是一种很淡的棕色，这使得她的眼神显得比别人更亮、更透澈。她就这么望着你，听你说话，眼睛湿润明亮，好像所有吐露出的困惑和失落都可以被她很好地承接。
「一天下午，我去传达室取报纸，忽然看到青影院门口有两个女孩子在玩『跳房子』。其中一位的红裙子在夕阳的照射下，一闪一闪地格外耀眼，我定睛一看，发现穿红裙的女孩子不仅有一副清秀的容貌，气质也是那么纯真、透明，好像是从大森林里走来的。」导演章家瑞描述他在年夏天第一次见到郭柯宇的模样，这之后，郭柯宇出演了章家瑞导演的电视剧《太阳鸽》。
这和多年后好友们形容郭柯宇的词语不谋而合，他们都提到了郭柯宇身上最特别的气质，灵气和敏感。
「这种敏感是从何而来的？」《人物》拍摄的那一天，我们问她。
郭柯宇摇摇头，她也不知道。她脑里存放着一些细节，比如她想起，自己有一种能力，一场聚会结束，众人散去，她能根据朋友们在桌子上的痕迹，判断谁坐过哪些位置。有人满地扔烟头，有人规规矩矩地把烟头收好。个性强烈的朋友，连摁灭烟头都是带着劲儿的，会在菜的残渣里扎得很深。
再比如，多年前落榜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个下午，一个小学同学陪她去学校看榜。同学先去看，她在马路的另一端等他。等同学从校门口出来时，脚步变得犹豫，很难向自己走近，同学还没走到她身边，她就哭着转身走了。「那时候车不多，车速也不快，但是他一直东张西望，一段很短的马路，他走得很缓慢，我就知道他有难以开口的话要对我说，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」
剧组拍殡仪馆的戏需要大量的群众演员扮演死尸，她注意到那些群众演员，「他们穿上自己觉得特好的衣服，饭后自己给自己补妆。我很好奇，他们对自己这短暂的表演片刻是怎么理解的？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？他们在演的时候，躺下和起身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？」
这样的敏锐也延伸到表演中，和她合作过《红樱桃》的导演叶大鹰曾经这样评价她，「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文艺片演员，所有的戏，你交给她的时候，她都能从内心里激发出来一种特别的感染力，这个东西不是每个演员都有的。」他拍《走过幸福》，正愁找女主角，就想起郭柯宇来，想办法和她取得联系，她急匆匆赶来。叶大鹰交给她一张纸，让她念词，「哇噻，我当时就觉得又是她了。」
我们一起共读一本关于植物的书《怎样观察一棵树》。她说，植物其实有语言的，它们会发出很多信号，「你轻轻捏它们的茎，如果松松的，它们告诉你它喝饱了。」
郭柯宇在时刻表达一种生命力，它不是沉重的、悲苦的，而是轻盈的、灵动的，像是马上要跳跃起来。
她的手机存有很多视频片段，一些是空镜头，例如天空的鸟飞过，路边的含羞草开合，还有一些是周遭生活的人。比如最近，她成了楼下一位大爷的听众，大爷吹萨克斯，她顺着声音溜过去看。大爷从《女人花》吹到《洪湖水浪打浪》，她在一旁听得入迷。
《人物》第一次和郭柯宇见面是在夏末。一家咖啡馆里，她穿着薄开衫，松散的发尾扎着棉布发圈。那时的她拘谨、礼貌，只有在完成了充足的观察和判断后，她才慢慢放松，坦诚的话语开始流淌出来。那天，她点了一份芝士蛋糕，轻轻把蛋糕推向我们，「一起吃吗？」
第二次见面，是「四处光秃秃的季节」。前一天，她从珠海回到北京。来拍摄的路上，车窗上结了一层霜，亮晶晶的，像散落的雪。她拍下来发微博，「跑回玻璃上都是小花花的世界啦。」她显得松弛多了。那天风大，她裹在一件黑色的长款羽绒服里，和伙伴因为一件小事大笑起来，笑声和风声裹在一起。
好友张海颖说，她从未看过《再见爱人》，在她看来，综艺节目总是布满表演，郭柯宇又是这么真诚的一个人，把自己裸露在那个场域中，是多么让人心疼的事情。
大衣：西装：CommeMoi
藏着
一个女孩坐在沙发上，及腰的长发又厚又黑，没有任何妆容。说话的时候，她微微低着头，齐刘海下一双灵动有神的眼睛，注视着房间里的另外三个人。
这是进进和郭柯宇第一次见面，是年的事了。在珠海一家宾馆里。听说做记者的表舅妈要采访郭柯宇，才上高一的进进提出想来和郭柯宇合影，要一张签名照。那年，郭柯宇来珠海参加电影节，她因为电影《红樱桃》被飞龙奖提名最佳女演员，才18岁，身边没有家人，没有经纪团队，一个人住在一间大套房里。
郭柯宇也注意到房间里这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，拍完照片后，她拉了拉进进的手，请求她，「我一个人在这边很闷，你晚上可不可以陪我一起住？」
进进答应陪她。接下来的一周，白天，两个高中女孩在电影节的各个会场走来走去，在酒店里打台球。晚上，她们躲在被窝里说悄悄话。每天，不断有人来房间里找郭柯宇做访问，进进注意到，郭柯宇的姿态是收着的，「她的刘海很厚，快要遮住她的眼睛，她那时侯的眼睛有一点点犹疑的感觉。来的人对她的宠爱也好，对她的探索也好，她都会有一些抗拒。那时她还很小，一个人走到外面，不得不保护自己。」进进回忆。
她应郭柯宇的邀请，去北京玩。汽车开过西单，那里挂着一幅巨大的招贴画，印着郭柯宇的脸。那个年代，几乎没有人不认识郭柯宇，少女影后，光芒万丈。在那个属于表演的世界，郭柯宇被视为明星，但在真实的生活里，郭柯宇却把自己缩得很小很小。
当时，郭柯宇因为在电影中裸露后背备受争议，她会下意识地把这些身体特点隐藏起来。她总穿带高领的衣服，衣服宽宽松松，把青春时期的身材紧密地包裹住。她常做的一个动作，是低头、闪躲，用手指把刘海扒拉到眼前。「她是越来越敏感，越来越敏感，并且一直维持到了现在。」
初二开始拍戏，全国各地的人往她学校寄信。给她写信的，有监狱里的犯人、部队的士兵，还有一些信件来自农村。信件不探究彼此隐私，只是分享年轻男孩女孩们纯净的感受，他们和郭柯宇聊汪国真，聊三毛。郭柯宇在信里说，自己数学成绩不好，对方就教她怎么学数学。「我们都是彼此尊重的，没有强烈的目的性。」
远方的人希望亲近这个特别的小女孩，离她更近的人却希望与她隔绝开。学生们的信件被统一暂放在传达室的书架上，后来，郭柯宇发现，它们越来越频繁地被人私自拆开，丢弃在厕所的坑位里。自行车车胎也经常被扎破，她不得不推着车回家，「我能理解他们。你会觉得你在学校里要再谦虚一点，再低调一点，你有点太特殊了。」
初中时，她结识了一个高年级的男孩，两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，但是拍戏之后断了联系。有一天，她乘坐公交车，又见到了那个男生。发现他在天桥下躲雨，郭柯宇马上从车上下来，拎着裙角，冒雨跑了过去，冲他打招呼。对方冷漠地看了她一眼，「你是谁啊？」他拒绝承认认识她。郭柯宇生气地离开了，「这人怎么这样呢，我湿漉漉地跑过来，见到你可开心了，大家那么久都不见，我也没有你的联系方式，会走散了呀。」
很多年后，她开始理解那个高中生男孩，「他可能会觉得，我是一个骄傲的人，你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。」气愤的劲头过去了，她感到心酸，「那个年代，失去了就真的失去了。有什么事情能障碍住我们这么小懵懵懂懂的缘分呢？」
在家里，她同样要把自己藏起来。
从小到大，郭柯宇和父亲都是疏离的。一家人从没有一起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，有时，母亲不上桌，在厨房里吃饭；有时，父亲的饭菜在自己的房间里解决。父亲房间的门不总是锁着，走进去，先是各种各样的木头块，上面浮着锯末、刨花儿，然后是一尊尊可怖的石膏像。她记得父亲房间里的味道，是毡布吸饱了乳胶、墨汁和松节油，散发出来的气味，后来有几次她去文具店，那里的味道常会激起这段记忆。父亲最经常和她说的话是，「你别往里面蹚了，一会儿这儿那儿被你弄翻了。」
「他是一个情绪化的人。」郭柯宇评价父亲。开心的时候，他给郭柯宇学狗熊偷蜂蜜，狗熊馋蜂蜜却够不着，又被蜜蜂蜇得落荒而逃，逗得郭柯宇直乐。但脾气上来的时候，他又切换到愠怒的模式，表情吓人。他的多变控制着郭柯宇和母亲，他一不开心，她们就往自己身上找问题。
「小的时候，怕因为我哪儿做得不好，让爸爸妈妈不高兴，尽量不要因我而起。」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观察他今天「路数不对」，郭柯宇就躲到一边，不要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。
「我从来没有渴望过他对我有什么认可，他不要注意到我就好了。」她被同学夸漂亮，被称作校花，说给父亲听，得到的回答是，「女孩子漂亮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，气质好，那个味道才最重要。」郭柯宇记得，父亲画葡萄，会真的买来葡萄，画出葡萄的紫色、绿色、灰色，他画动物的毛发，会一根一根地去勾画。作为父亲生活的旁观者，她对世界的辨析度也变得精细起来，很久以后，她还是能想起葡萄的层次、动物皮毛的松软。
和父亲相关的回忆太少，零星记得，父亲会带她去滑冰和游泳，理由仅仅是因为父亲自己喜欢。他告诉她，别娇气，你扎进去呛两口，你就学会了。他在郭柯宇的腰上绑了一根粗绳，任她在水里扑腾。
施加在郭柯宇身上的疏远和凝视，使她在后来的人生中不断审视自己。她解释，她的敏感是向「内」的，不伤人的。「如果这个人太敏感，那他对周围人有太多的挑剔，我觉得那是会伤害到周围的人。但你不要那样啊，你敏感到很多东西，你更知道，原来他也挺不容易的，或者怎么着。」
她拍戏赚了点钱，去秀水街买衣服，从来不砍价，「除非对方拿我当大傻子，我基本上不砍价，我知道他想赚我多少，我认，我就给他了。我觉得人家也挺喜欢你的，说这衣服适合你啊，没必要跟人家砍。」
「不知不觉地就有了这种感知，我都不用刻意地去观察我爸爸，或者观察周围人，基本上打眼就知道，这个人是不是真诚的，对你友好的。」郭柯宇说，「但是我不会设防，那种设防挺可笑的，如果你的思路困在这个人会不会算计我这一点上，什么事情都还没发生呢，你就已经是一个受害者了。」
17岁，她去莫斯科拍《红樱桃》，在俄罗斯度过了一段诗一般的日子。那时候，她跟着副导演嘉娜学俄语。在白桦林，嘉娜老师用俄语给她朗诵普希金的诗歌。「在莫斯科半年多的时间，虽然环境艰苦，吃得很差，但精神始终很饱满。」郭柯宇说。
一位饰演凶残的德国将军的俄罗斯老演员，在她拍纹身那场戏的时候，怕她受寒，就把巧克力分成一个个小块给郭柯宇。拍戏前，他会用力搓手，坚决不让冰冷的手碰到她的后背。她在这些纤细的情感中长大成人。
《红樱桃》剧照
纯真年代的终结
年，周广斌来北京打拼，后来结识了郭柯宇。相识的时候，她不过20岁上下，乖乖巧巧的长发，套一件朴素的T恤或裙子，「扔人群里估计也找不着」，但是一开嗓，她就浑身充满灵气。他们常常在一栋平房里玩音乐，唱着唱着，郭柯宇会突然用特别奇怪的方式唱歌，逗大家笑，「就那么古灵精怪的一个女孩」。
组乐队的想法就这么出现了，他们拉来欧洋一起搞音乐，让他当队长。这个乐队的名字和它的组成一样随意，叫做「蘑菇」，「实在是没文化，实在是不知道取啥名，他们说是什么什么名，都行，无所谓。」郭柯宇说。她觉得乐队的音乐本身胜于名字，签约华纳以后，他们寻思要选一个正式的乐队名，就改成了「追星族」，选这个的原因是它看起来比「蘑菇」好像更正经一些。
欧洋说，每次登台表演，郭柯宇都几乎是静止地在台上唱完整首歌，眼睛只盯着面前一块很小的地方，更多时候是抬头望着天，没有任何附加动作地结束表演。欧洋那时劝她，可以发泄一点，在舞台上更活泼一点。劝了几次，郭柯宇还是那样，静止，看天。他干脆不干涉了，「我突然觉得挺好的，这可能是她最释放的一个状态。」
《纯真年代》那首歌是在周广斌家写的。那个夏天，没有空调，只有一把吱呀呀转着的电扇。一人手里拿一根双棒牌老冰棍，周广斌在那儿弹，郭柯宇就对着扇叶「啦啦啦」哼曲儿，声音颤颤巍巍从扇叶里传出来。
周广斌对这个不懂乐理的女孩感到惊异，「她不懂乐理，但她心里头有的东西，那种对生活和音乐的敏感，又是别人很难达到的。她就有，她血液里有，你知道吗？」
车道沟附近的那个平房也是追星族的排练地。四五个人坐在客厅的大沙发和搬来的凳子上，靠着茶几围一圈，随意地弹奏吉他。有人哼起了旋律，或者用吉他弹了几个小节，觉得这个「动机」不错，顺着往下发展，不好玩了，就换一个动机。玩得差不多，周广斌起身去给大家做饭，再撬几瓶啤酒，继续玩到天明。这么一宿一宿地写歌，每天的日子都恣意自由。
那是属于千禧年的空气，新鲜、畅快，一群人在街上晃晃悠悠，做未来的梦。因为没有指望做乐队能赚钱，他们写歌速度很慢，一首接着一首，最后也算凑成了一张专辑。
有一回，他们一起去北京游乐园玩，坐一个类似飞椅的游乐设施时，郭柯宇在空中大叫，「这太吓人了！」另一个吉他手冲她喊，「郭柯，没事，你看远方，你看远的地方就好了。」郭柯宇转晕了，「远方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」
「那种日子，再也回不去了。」周广斌说。
年的圣诞节，好友进进接到一个电话，郭柯宇在那头告诉进进，自己怀孕了。进进为这个朋友开心，同时为她担忧。
和郭柯宇认识的20多年，进进一直把郭柯宇视为挚友和「偶像」。她几次来北京，跟着郭柯宇去和乐队的朋友们见面，在饭局上，郭柯宇一开口，大家就静下来，听她慢慢说。一屋子的男男女女分享音乐、戏剧，有朋友那段时间在构思剧本，会请教郭柯宇的意见，「他们从不认为这个女孩是来调剂氛围的，是一个附属的存在，他们尊重她，把她视作一个有才华和思想的人。」
如果选择了结婚生子，是不是意味着她就要离开自己的事业了？进进知道，在此之前，郭柯宇一直没能完全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，还没有拍到特别满意的作品，她会在这里就停下了吗？
一切确实停了下来。
得知怀孕后，郭柯宇和乐队成员都默认了暂停这个决定，专辑的发行也搁置了。她甚至不记得乐队最后一场演出是在何时何地进行的，没人知道哪次排练是最后一次。「大家都停下来呗，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平时该干嘛干嘛。」周广斌说，「郭柯特别不好的那几年，我都做好了放弃的准备。」追星族停了以后，成员们分头展开各自的人生。周广斌继续从事音乐制作，欧洋把重心挪移到了其他乐队上。
周广斌和欧洋见她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欧洋解释，那是一种礼貌性的疏离，次序发生了变化，家庭被摆在了第一位。「那时候我们之间的接触都少了，之后她有什么身体不舒服，老去看病，这我都不知道。我觉得她有家庭了，如果她不主动联系的话，我也就很少给她打电话嘛，毕竟有小孩、有老公什么的。」
郭柯宇和乐队朋友在一起受访者供图
一个女性的后撤
「我进入婚姻是因为我那时特别想当妈妈。那时候，我在每个城市到处飞。有一次印象很深，我早上下床的时候，『咚』一声就撞墙上了。我忘了自己在哪个酒店，下床的方向是哪个位置。我害怕每个戏杀青。杀青之后，好像也没什么念想了。走了就走了，回来也没有人接。只有我妈偶尔问，你怎么样？吃了没有？喝了没有？我特别想要一个孩子，想要一个有生命上缔结的东西，我跟他永远是缔结在一起的。」很久以后，郭柯宇回想起自己的选择，这么解释。
年，孩子出生。照顾他的头两年，担心家里的长辈熬不动夜，影响脑供血，晚上由她来换尿不湿、喂夜奶。孩子一岁多，开始学会走路了，她仍然脱不开手，「我一直觉得，三岁他上了幼儿园能熬出头吧，上小学能熬出头了吧，结果发现是熬不出头，他不同阶段对你的需要是不一样的，永远都得操心。」
她和进进的人生呈现出不同的走向。高中毕业后，进进前往新西兰求学、工作，一去就是十多年。女孩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，电话里，进进向郭柯宇讲述新西兰的一切。远离国内社会时钟的影响，进进度过了偶尔艰难、长久自由广阔的日子。郭柯宇的生活却少了流动，聊天的内容不再是音乐和表演，取而代之的是育儿经验和家庭琐碎。
秉持旧时婚姻观的母亲常常劝郭柯宇，「你作为妻子，应该再体谅一点，再包容一点，你做得还不够。」郭柯宇抗拒这些解读，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不知不觉地离自己的东西越来越远了。」
父母离婚后，母亲和郭柯宇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。母亲把她当作情绪的出口，希望她孝顺、守护自己，提供安全感。家里找小时工阿姨，母亲会生气，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。郭柯宇想给儿子请老师周末补课，母亲不满，给她发来一连串60秒的语音。为了看懂孩子的题目，母亲戴上老花镜，研究习题集背后的答案，她已经快80岁了，头发花白，「像个老花猫似的」，年轻的时候，读书是为了走近丈夫，现在读书，是为了走近她的外孙。
儿子在学校寄宿，郭柯宇去外地工作，留下母亲独自在家。郭柯宇回来，一眼就能看到客厅墙上的投影亮着，母亲在沙发上睡着了，电视声音放得很低很低。郭柯宇能感受到她的孤独，一个前半生把自己奉献给伴侣、家庭的女性，仍在遵循着这样的惯性，她不责怪母亲，「她的生活好像只有我们。」
「这一生我和我妈妈是聊不通透的，但是我不放弃和她交流我的感受，她也没有放弃和我的沟通，我们都想去找到问题到底出现在了哪里。」她说，「我们现在还是常常会聊天，不是以母女的身份，也不是一个妻子和另一个妻子，是女性之间的沟通。」
进进却觉得，郭柯宇在婚姻家庭中同样在实行一种奉献，只是她自己没有意识到，「她觉得她在抗拒母亲的那套模式，其实她也控制不住地去这样做了，她反对的正是她身上就有的东西。」
相比母亲，郭柯宇往前走了一步，挣脱了传统家庭对她的期许。但她依然不可避免地卷入家庭生活的惯性，承担的部分越来越多，自我再次开始塌缩。她从未停止和母亲以及母亲所代表的「女性美德」进行博弈，包容和忍让的界限变得模糊、难以辨清。
过去自由支配收入的年纪，两个女孩一时兴起想去哪里玩，在电话里立马就开始做计划。天马行空畅想着未来，保持着随时动身的状态。珠海刚出现卡拉OK的那几年，郭柯宇请客去唱歌。不论等车还是在干嘛，她的嘴里永远哼着歌和旋律。小时候家里不富裕，买不起钢琴，她一直期盼父母能送一台钢琴给她。拍了戏，有了收入，她为自己买了一台钢琴。
进进想起，那年珠海电影节的一次晚宴上，她牵着进进的手去赴宴。组委会的人走到两个女孩面前，说进进不可以坐在这里。郭柯宇听完仰起头，轻柔地、坚决地对那个人说，「如果她不能坐这里，我也不坐这儿了。」说着就要带进进走。组委会的人妥协了。
「你知道吧，小时候我喜欢、我崇拜的郭柯宇，是那样的郭柯宇。」进进说。
她鼓励郭柯宇也出国读书，但是最后未能成行，具体的原因忘了，「就是她考虑得更多了，柴米油盐的。」婚后的郭柯宇变得理性，她们再也没有一起想象的时刻。
导演叶大鹰去郭柯宇家吃饭，他看到郭柯宇在家里头忙前忙后，照顾孩子，叶大鹰问她，「你还演不演戏了？」郭柯宇说，「你看我这样，我怎么演？」叶大鹰想了想，说，「你还是应该找回自己。」
怀孕期间的郭柯宇受访者供图
旧屋檐下的风铃
病症发生的时候，郭柯宇正在美国，陪儿子旅行。她突然感到天旋地转，四肢一旦做什么大动作，就会吐得很厉害。她的行为失控了，医院查不出任何异常，只是开了一些止吐的药物。最后，是4岁的儿子帮助她一起推着行李箱，从美国返回北京。
最难受的几天，她夜里给好朋友张海颖打电话，「海颖，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，你多帮我照顾照顾孩子。」张海颖慌了，她看到郭柯宇老得像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，不停敲背，走两步就喘息得厉害，要找椅子休息。医院看病，诊断结果是频发室性早搏，服用的药里含有一定激素，导致郭柯宇出现浮肿，迅速胖了三四十斤。
张海颖去她家看她，郭柯宇精神恍惚，但坚持下厨做饭。回来后，儿子偷偷告诉她，以后不去柯宇阿姨家吃饭了。她问为什么，他说：「他们家的饭都是夹生的。」张海颖难过得要命，「我们那个时候还去打扰她……」精神稍微好一些，郭柯宇和她念叨，「海颖，你一定要注意身体，我这次生病以后，感知到好多东西。我们还是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。」
过去，追星族是郭柯宇的一个栖息地，音乐让她可以喘息、可以表达，现在这个空间被关闭了。年到年，是她身体最差的日子，也是最寂静的时候，她没办法开口唱歌，因此害怕听到任何音乐，周广斌偶尔给她打电话，他们达成了一种默契，不聊和音乐有关的事情。
同时暂停的还有话剧。年，话剧导演杭程邀请郭柯宇参演话剧《旧爱》。《旧爱》的演出结束后不久，郭柯宇的病情加重，她不得不缺席杭程的下一场话剧《鹅笼先生》的排演。但大部分的排练，郭柯宇都会悄悄跑来工作室看。
她来的时候不会发出声音，默默地找个地方坐下，谁也不知道郭柯宇最后是什么时候离开的。后来，她会给大家做凉面，从自己家里背来一包包面条和佐料。一群人在上面演，她就在台下边盯着话剧边剥蒜，一边剥一边举大拇指，「你们太神了！这儿特别棒！」
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示好，怎么告诉他们我爱你们，所以就去做饭。」杭程忙着排练，没顾上她，一回头，十几碗凉面都做好摆上了。
《鹅笼先生》排了十个月，季节变了又变，在场的人都恨不得穿背心的时候，郭柯宇怕冷，依旧紧紧裹着羽绒服，蜷缩在角落里看他们。「那个眼神里，有爱慕也有羡慕。」杭程说。
演到第三轮，杭程觉得，得把郭柯宇拽回到戏剧中来，不能再让她眼巴巴地做一个旁观者。他把导演的权力交给她，让她来尝试完成这个作品。
郭柯宇导演下的《鹅笼先生》有了一种细腻的质感，杭程擅长从更宏观的角度把握戏剧，这和郭柯宇相反，她更想去挖掘每个人物的情感，杭程说，「她愿意去雕琢他们。」
杭程评价郭柯宇版本的罗米，外表美丽文弱，但内心强劲，「她心里涌动着一股很巨大、很特别的力量，我能感受到的。」话剧《旧爱》有一个段落，舞台中央竖立着一个纸盒子搭建的房子，郭柯宇走到这个房子上面表演。从观众席看去，郭柯宇像是在舞台上飘荡，在空中行走。「柯宇就是一个在空中飘荡、行走的演员，她有时候挺不落地的，活在一个很自我的世界里，不受一地鸡毛的污染，很自由，很飘逸。」杭程说，「但是这种状态需要人欣赏，也需要有人接着她，得有东西把她托起来。」
郭柯宇那时候常常梦见，她在剧场里，剧场变暗了，马上要开始敲钟了。没有话剧，她就像丢了魂似的，一轮话剧和下一轮话剧之间有空档，演完一轮话剧，她极其失落。「我去做话剧，是因为做话剧不用出差，这样子就不太孤单了吧。十年又不是十天，对吧？我认了，我也乐在其中，我喜欢生活，但我也喜欢演戏，怎么办呢？」
「她过去错过了那个时代，年轻、恣意妄为，我认识她之后，觉得这个时代又错过了她。她是一个天生的演员，但这个时代不需要她了，没有人再拍特别艺术的电影。我当然怜惜她，但是没有办法。」杭程说，「我觉得柯宇是那种生命艺术家。她拿自己的生命来交换这些艺术、朋友。别看外表她是低调的、温柔的，她的内心是一个极其热烈的人，她需要燃烧生活，我很希望她能有好的状态、好的生活。」
年，郭柯宇离婚。退出旧日生活的过程是缓慢的，一步步，没那么干脆。搬家那天，郭柯宇面对着一屋子的家具，哭了一场。她计算着，搬家的车来一趟要多少钱？哪些东西需要舍弃？今晚的晚饭怎么解决？到点了吗？是不是要去接孩子了？
那场崩溃不是因为分离，而是太累了，「突然觉得好烦好烦」。她一直记得，旧屋的屋檐下那串风铃她很喜欢，可惜的是，已经没有更多空间带走它。
她承认，她出现过物质和经济上的焦虑、对未知的恐惧，「一定是会有的，但是这和原来那种不太理想的生活状态比起来，太微不足道了。」
针织衫、半裙：
捡回来了
年的农历新年，郭柯宇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计划——去拜访朋友。她知道，虽然说是拜访，但终究是「目的不纯」。她买了一些礼品，孩子的玩具、老年人的生活用品，把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。于是，那个春节假期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个画面，朋友们吃过饭，坐在一边闲聊，那句憋了很久的话从她的嘴里蹦出来，「我需要一份工作。」
怕对方觉得为难，她马上又跟了一句，「有适合我的角色就可以，没有也没关系，别为难剧组。但我可以……我可以演得很好。」
下这个决定对于郭柯宇来说，需要鼓足勇气，她过去是一个生怕麻烦朋友的人，但是她知道，自己必须要「蹚出这一步」。
每天她在环绕小区的塑胶跑道上跑一个来回。通过节食和运动，那个冬天，她瘦了近50斤。
离婚后，她亟需一份工作，去照料年近80岁的母亲和儿子，她已经想好了，等身体慢慢瘦下来，去剧组跑龙套也可以。
一年前，郭柯宇签约了新的经纪公司，姬畅成了她的新经纪人。那一年，姬畅拿着她的名字，为她四寻工作机会，得到的回应无非两种：郭柯宇已经没有什么热度，另一种是，离开了十年，她还能演好吗？十年，还是太漫长了，漫长到这个行业已经渐渐遗忘了她。
姬畅收到了一些拒绝，但他仍然充满信心，他坚信，只要给郭柯宇一个演戏的机会，把她扔进一个剧组，她一定能让人信服。他能拉着人说两个小时郭柯宇的好，给对方听郭柯宇唱过的歌，你听你听，她唱得可好了。「朋友说我就像搞传销的。」
《人物》视频采访拍摄的现场，郭柯宇被问到一个问题，「重新进入工作状态，适应和不适应的地方分别是什么？」她提起，自己在片场候场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很想念。说完，她的眼眶红了，她急忙道歉，离开了镜头。
她对剧组充满乡愁，「我生活中其实话特别少，我没有机会去说一些什么，更多时候就是过日子。当我可以去表演、去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，它让我有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，我可以去表达很多东西，把我对很多东西的理解放在这个事情里面。」她说，「我觉得我刚刚（的反应）特别不好，我知道，但是（那场景）真的太亲切了。」
「我们现在经常会互相安慰，说没事，我们一定会更好的。有的时候大家很累很累，或者我有点情绪不高，她就会逗我，嘻嘻哈哈。」姬畅说，「她对于我来说，是很特别的朋友。不可能是商品，怎么可能是商品呢？如果有一天，她能再创造点什么成绩，我肯定比她还开心。」
从新疆回来，落地北京那天，她甚至没有时间去咀嚼那18天的旅行。她急匆匆去找澡堂泡澡，搓了泥，闷在家里睡了好几天。等精神恢复过来，她又开始忙碌于找工作。她说，一路下来，自己没有时间去感慨、感伤这些别离，只有马不停蹄地跑起来，「离婚这个行为已经为这段关系做出了最好的答案，每个人的路都太长太长了。」
朋友们爱她，得知她要上综艺节目，进进带她去奢侈品店挑名牌墨镜，她们都给她买来各种衣服包包、护肤品，给她做耳环，大家要把她打扮起来。
郭柯宇像是一个他们曾经「丢失」过的人，终于被捡回来了。
「她经常做傻乎乎的事情。」杭程说。两人一块聊天，郭柯宇蹦出不着边际的话，杭程嘘她，「你能好好想想吗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」别人评价郭柯宇细腻，他不太同意，郭柯宇的细腻是放在表演里的，生活里，她对人晶莹透亮，啥话都往外蹦，弄得朋友们都替她操心。作为朋友，他得时刻准备接住她。
病快痊愈的时候，郭柯宇兴奋地和他说了好几次，「赶紧准备好，我们要开始干起来了！」他听说她签了新公司，赶紧叮嘱了她一堆事儿，得注意这儿、那儿。郭柯宇在一边听得认真，「其实她特明白，不用我提醒，但我就觉得她傻乎乎的，不放心。」杭程在电话那头笑起来。
大衣：
改变之年
被大众看见后，找郭柯宇帮忙的人多了起来，有朋友饭店开张，让郭柯宇帮忙录视频，她都照做。姬畅觉得又好气又好笑，提醒她，「很多工作不能乱接的。」郭柯宇委屈，「人家让帮帮忙，帮帮忙。」
郭柯宇喜欢去公共澡堂泡澡、蒸桑拿，一次，她告诉姬畅，自己在澡堂被人认出来了，「有个大姐好像认识我。」姬畅说，「以后不要去大众澡堂了，被人认出来多尴尬呀。」郭柯宇倒是把这话听了进去，她后来又去了一次，姬畅问她怎么回事，她解释，「我今天泡澡戴了口罩的！」
她的世界由各个生动的细节组成。张海颖去她家，会看到她的墙壁上贴着她和儿子画的小画儿，他们把摘来的花做成标本，压进书里，再串起麻绳。母亲教会她钩织后，她开始一条一条地织围脖、披肩。她给母亲布置任务，她设计沙发盖布的款式，母亲来完成。她最喜欢去逛附近的花鸟虫鱼市场，不论她买什么花，都要给张海颖带一份，一盆一盆地往她家里送。
做家庭主妇的那段日子，她的聊天对象是家里的小时工，「人家不知道你是谁，她们天天为五斗米折腰，跟你聊的全是接地气的事儿。」她会逮着机会问外卖员，「你知不知道附近哪家串儿卖得最好？」由此，她得知了附近哪家串最好吃、量最多、哪家串离得近，送来的时候不会太凉。
生活经验在她身上的累加，都成了日后理解他人的途径。好友张海颖这么总结她的敏感，「其实这十年，她一直在家里也未必是一件坏事。她没有去接触风云变化的娱乐圈，可能把她最纯真的东西保存了下来。等到她再出来的时候，她还是像以前那么热爱，那么真诚。」
她来珠海拍戏那几天，进进去酒店找她玩。郭柯宇一边开着摄像头，和儿子视频通话，一边和她们聊天。母亲和女儿这个身份，成为了她的生活背景。
郭柯宇解释，「这也是关乎我的自我的一部分。我去外地拍戏，我妈就会说，燃气怎么怎么了，其实她并没有占有我很多，或者说，她在抢夺我的时间，放大我成为她的女儿那个部分。这不就是我的日子吗？关键是那个轴心，不要变成妈妈希望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儿。在剧组的时间，我也会觉得挺清静的，看看书，听听音乐，可是那个时候的我，未必就是真正的我。我跟他们在一起，也丝毫不会损害和侵犯到我的自我，它是不冲突的，不矛盾的。除非是我自己不接纳或者平衡不好。」
年的年末，她在北京、珠海、三亚、成都这些城市穿梭，得到了一些试戏机会，「它开始了，它发生了，那么我要重新分配好自己的生活律动，它需要你有足够持续的智慧和认知来去把控好。」
关于音乐的部分也在重启。去年10月，追星族乐队再次聚在一起做歌。欧洋提出，把十多年前一首未完成的歌录完，当时它因为郭柯宇生育而中断录制。「她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做她想做的工作，拍戏也好，唱歌也好，whatever，什么都行，因为她有充足的时间了。」欧洋说。
重聚那天，三个人的状态都很好，郭柯宇又在唱歌时搞怪，「这才是她嘛。」周广斌说。十多年后，三个人都发生了新变化，欧洋上了《乐队的夏天》，周广斌在音乐制作上有所进步，最重要的是，郭柯回来了。
今年1月，郭柯宇去外地录节目，录制地点在海边。节目设置了表演环节，她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，在海滩上唱歌。风把她的裙摆吹得高高的，一波又一波的海浪卷过，她还是像舞台上的每次表演那样，目光凝视远方，唱完了歌。
当日录制结束忙到很晚，第二天，他们需要赶早班飞机，睡眠时间不足三个小时。去机场的路上，大家都累了，只有郭柯宇是兴奋的。她掏出唱歌的软件，请姬畅和她一起唱歌。他们高歌了一路，司机也跟着哼。唱完，她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着同行人说话，「昨天表演完，我发现，我还是好喜欢音乐啊。」
工作走上正轨后，郭柯宇赚了一些钱，给张海颖买了一个小包。张海颖很开心，并不是因为收到了一份礼物，而是它足以证明，郭柯宇又能够支配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工作，正如她在节目《再见爱人》里所说，「这是我唯一手里能攥紧的东西。」
一切始于上一个寂静的冬天。
「那时候天还没怎么亮，有一点风，空气很凉，气温比现在还要冷一些。早晨七八点，我从家里出发，绕着小区开始跑。耳机里放的是樊登读书。」郭柯宇习惯性地仰着头，视线落在远方的某个点上，一点点地和《人物》回忆，「一边听一边想，我得准备好自己，人家努力地帮你去往前蹚路，你不可以偷懒。这条路我总是能跑通的吧，就这么一圈一圈地跑。」
「一圈圈地。」她说。
